港媒称，“北上广深”内地传统的四大一线城市排名格局似乎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根据广东社科院5月10日发布的《2014年广东省现代化进程》测评结果，指广州不但在总分上输给深圳，还在五大单项指标上，错失“省内第一”。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5月11日报道，有关中国内地城市的各种排行榜中，深圳超越广州的趋势已经渐渐形成，并且直逼上海。

　　根据世界知名房地产咨询机构——仲量联行发布的《2015城市动力指数报告》，中国有七座城市上榜，北京排名第三，深圳第四，略胜上海，但广州却榜上无名。

　　报道称，通过CMI指数和报告分析，深圳入选，很大程度来自它的科技实力。创新成为深圳经济增长内在动力，它已连续三年位居《福布斯》中国内地创新城市排行榜首位。

　　新兴产业引擎作用凸显，“深圳质量”发挥效应。作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强区的南山区，人均GDP水准已经超过香港，接近新加坡。南山是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强区，它被外界誉为中国硅谷的有力竞争者，此前北京中关村一直保持着这个称号。

　　生态环境也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参考标准。2014年10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4》蓝皮书，深圳在中国294个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当中脱颖而出，位列第二，香港第一，广州位列第五。

　　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是最年轻的城市，也是最有吸引力、最包容外来人口的城市。在经济下滑、环境恶化的语境下，唯有深圳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保持着投资率最低、环境最好、负债率最低、创业环境最好以及发展模式最具有可持续性。也许中国内地城市中，深圳是最接近市场经济的。

　　超越广州之后，上海已成为深圳最大的参照系和竞争对手。两座城市在高科技、金融和物流等多个领域都存在着竞争关系。虽然“深圳速度”在30年间超越同省兄弟广州，但深圳和上海依旧有不短的距离。

　　参考消息网4月23日报道外媒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彻底转型，从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城市居民为主的社会。其目标是在未来10年，把70%的人口——即9亿人——整合到城市地区。

　　据美国《》4月22日报道，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4月18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探究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改变依赖出口、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且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模式，转向更加依赖生产力增长和国内消费的必要性。报告发现，中国特大城市的数量是官方数据的两倍。特大城市的定义是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以下是这份报告的一些要点：

　　报道说，中国政府的统计中只有六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原因是它剔除了外来务工人员和郊区人口。OECD将狭义上的行政范围以外的都市地区人口也纳入调查中，称中国目前有15个特大城市。

　　报道说，经济自由化推动了城市化。1980年，只有19%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根据政府的预测，这个数字在2020年可能达到60%。来自农村地区或其他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中国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一半左右。报告援引政府的数据称，全国的城市中大约有2.74亿的外来人口。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三分之一的居民来自中国其他省份。

　　报道称，2012年，将近60%的中国流动人口是16到40岁的男性。与印度和巴西的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五分之四的中国流动人口至少完成了初中教育。2010年，中国90%的建筑工人和80%煤矿工人都有流动背景。

　　该报告称，中国的城市官员缺乏与周边地区合作的动力。因此，报告称，“30多年来，地区竞争一直是改革的主要特征”。

　　报告指出，“城市间的竞争造成了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部分重复建设由高增长率承担了，但还有一些被认为是浪费。”

　　报道称，从1994年开始的全国税务制度改革，使财政制度更加集中化，流向北京中央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中央政府常常是根据当地的户籍登记，即户口数据为社会服务拨款，但这些数据并未算入在城市生活却没有城镇户口的外来人口。现金短缺的市级政府，更缺乏为外来人口提供医疗保健或教育等社会服务的动力。

　　报道称，过去30年，中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从政府数据来看，1978年开始进行经济自由化时，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2.5倍。到2012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1倍。尽管农民工在城市里的挣的钱比留在乡下的人多，但他们享受不到很多社会福利及住房补贴项目，这些通常是留给有城镇户口的居民的。

　　报道说，“市民没有参与讨论城镇规划的正式渠道，也没有提供服务质量反馈的途径”，报告称。“在涉及新开发项目的决策中，主导力量可能是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他们谁都不会长期留在某个城市，不用承受那些决策的后果。”

　　北京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每日从清晨工作到日暮，靠做废品回收赚取零星家用在这座城市求存。堆积成山的垃圾，也述说着这个大都市的成长与变化。

　　参考消息网3月16日报道美媒称，美国中文网3月16日刊发了刊发了沈琦颖的文章：北京的碎片，在此重生。文章称，该报请驻北京摄影师沈琦颖拍摄一个关于“开始”的故事时，她开始考虑从这座城市的郊区入手——她过去一年一直在市郊采风，作为她的一个持续进行的关于中国城市化的作品的一部分。沈琦颖在拍摄过程中完成了这篇文章，全文如下。

　　过去的一年中，我一直在拍摄北京的边缘地带，即那些刚刚超过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铁网络之一的北京地铁的触角触及范围的区域，那城市与乡村的交接之处。

　　这些区域——北京市的延伸、我过去八年居住的地方——往往呈粗陋之态，与首都城里相比，似有天壤之别。

　　在探索过程中，我偶然发现的地方之一，便是北京北郊聚集的数个回收场，这里是地铁五号线终止之处。这是北京一些成堆的垃圾走向消亡之地——消亡是为新生、被回收利用。废纸和纸板被压制成重700千克的立方体，装在16轮卡车上，运到东部省份山东进行处理，化身为纸张回京。塑料瓶——里面的可乐、雪碧、冰红茶已被清空——经分类后，再被送走，被磨碎并转化为聚酯纤维，用来做新衣服，或填充被子和枕头。泡沫聚苯乙烯、金属、玻璃都会被收集，每个回收场都有专门处理的特定材料。

　　络绎不绝的男男女女们穿着厚外套、戴着手套，开着机动三轮车、客车和卡车缓慢移动，垃圾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被堆起、被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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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都是家庭垃圾。太多了。再不想点办法处理所有这些东西的话，我简直不敢想得有多少填埋场才能把这些都处理掉。”今年34岁、靠回收塑料为生的钱林生一边动手数着瓶子，一边说道。

　　随着北京的人炸式增长至逾2000万，人们所产生的垃圾的数量也成倍增长。

　　所有来到这里等待重生的生活垃圾，也述说着另一个故事：它们昭示着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日新月异，及中产阶层的崛起。垃圾堆里有教材、杂志、日历、收据碎片和农历新年剩下的鞭炮盒。但里面还有奥迪车宣传册、进口牛奶及酸奶的纸箱、比利时啤酒罐、白兰地和葡萄酒酒箱等等。

　　钱林生说，要被分类、计数再打包的垃圾数不胜数。来自中国中部省份河南的钱林生和他妻子的兄弟（或姐妹的丈夫）在过去的五年中一起经营这家塑料回收场。从每天清晨6点起，两人便开始从拾荒者手中收取大包小包的废品，一直忙到深夜。

　　但他们俩打算再干几年就不干了。钱先生说：“这活又脏又累。我知道这些东西会被重新做成别的东西。但我也没想那么多。我们只是收垃圾，靠这个某条生路而已。”

　　参考消息网1月23日报道外媒称，布鲁金斯研究所和摩根大通联合发布了2014年全球300个最大城市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排名。不少中国城市因经济发展迅速而榜上有名，其中澳门以人均GDP增长8.0%、就业增长4.2%的最佳经济表现名列榜首。

　　德国之声电台网站1月22日援引报道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经济表现300强中占据大多数。唯一的例外是泰国首都曼谷，这个城市的经济因政局动荡而受到严重影响，在该排行榜上名列第300，也就是最后一名。

　　澳门近年来旅游业繁荣，这里以博彩业闻名世界。包括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Venetian Macau，亚洲最大的单幢式酒店及全球第二大的建筑物）在内的30多家乐场吸引着大批游客。

　　来自富裕发达国家的城市在经济发展活力上相对落后。尽管调查研究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已经渐渐从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中走出来，但65%的欧洲城市和57%的北美城市仍未真正恢复经济活力，在布鲁金斯研究所和摩根大通联合进行的这项调查排名中表现不佳。

　　根据布鲁金斯研究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消息，该研究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作为综合排名的依据。排行榜上的全球最大的300个城市经济体拥有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20%，但其经济总量却占到全球经济的将近一半，再次印证了当前世界经济是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现实状态。

　　尽管中国整体国民经济的增速在2014年已经明显放缓，但中国城市经济体的表现仍然引人瞩目。在布鲁金斯研究所公布的这个排名榜上，前50名当中有27个城市都来自中国。除了冠军澳门之外，昆明排名第六，随后还有杭州、厦门、福州、乌鲁木齐、武汉、宁波、长沙等。值得注意的是，原先相对欠发达城市的经济增长势头强于已经相对富裕的沿海城市。比如长沙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8.6%，排名第15，比2013年的排名提升了五位。在上榜的中国城市中，合肥的收入水平增长率最高，达到9.5%。

　　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制造业基地东莞在过去一年中表现欠佳，人均经济增长率仅为5.2%，排名降至70名。由于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基地的工资和土地租赁成本普遍上涨，不少企业开始转为向中国内陆地区投资建厂。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投资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除了中国以外，土耳其城市也表现不俗：在前10名当中，有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布尔萨和安卡拉。尽管政局动荡，但土耳其城市去年还是经历了经济上的繁荣。布鲁金斯研究所分析师、该研究报告主要作者帕里拉说：如果你浏览世界新闻，土耳其可能不会因为它的经济成就而登上头条，但也许这并不公平。事实上，这个国家有相当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土耳其从联系欧亚大陆的优越地理位置获益，同时又对道路等其它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力投资，这在短期内创造了就业，而且长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

　　针对全球城市经济体的整体发展，帕里拉还指出：假如你通过城市经济的放大镜来观察全球经济的话，你就会发现即使在主要经济区内，经济发展也是相当的不平衡。……比如在北美和西欧这样的发达地区，伦敦和休斯顿就已经进繁荣发展的轨道，而鹿特丹和蒙特利尔等其它城市就还在困境中挣扎。发展中市场总体上讲增长很快，但比如中国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也有很大区别，而同样是拉美国家，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城市就与巴西和阿根廷的城市经济表现截然不同。该机构高级研究员、研究报告撰写人之一贝鲁伯表示：2014年世界主要城市经济体的发展速度不均衡，反映出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参考消息网10月19日报道外媒称，尽管中国北方的城市对缓解雾霾并不陌生，但市政官员仍在苦苦应对空气污染的严峻日子。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4日报道，随着浓密的危险雾霾笼罩北京和附近城市，在地方政府急忙实施污染缓解计划时，环境督察人员前往各处检查地方政府的工作。然而，国家媒体报道，督察人员的发现令他们有理由感到关切。

　　《人民日报》14日报道称，尽管北京、天津和周边河北省的官员“迅速反应，积极应对”，但他们的一些计划和措施“联动不够”。

　　《人民日报》称，来自环保部的督察人员还发现，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应急措施操作中难度较大，而一些应急响应预案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被认为不科学，使得预案难以落实。《人民日报》称，同时，河北省尚未设立全省统一的重污染天气情况下的机动车限号规范。

　　工业企业应急响应也较慢。《人民日报》报道，例如，督察人员发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一家电厂在削减污染物排放方面行动迟缓，因为该企业在应急响应发布8小时后才接到通知。

　　最近一段时间的雾霾是中国数月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促使发布空气污染橙色预警。在北京的颜色预警信号体系中，橙色预警为次高等级预警。当政府预测空气质量指数读数至少连续3天将维持在200以上且其中至少一天读数在300以上时，就会发布橙色预警。

　　发布橙色预警后，工人被要求停止建筑工作，工厂必须将排放降低至少30％。烟花和户外烧烤也会被禁止。儿童和老人被建议呆在室内，居民被鼓励使用公共交通而非私人汽车。学校被要求减少户外活动。

　　自2013年10月建立空气污染预警等级以来，北京尚未发布过红色预警——最高预警等级，即便这座城市的空气质量上周恶化至应该启动该等级预警的水平。理论上，当政府预测空气质量指标读数连续至少3天大于300时，就要发布红色预警——本月8日至10日空气质量达到这一标准，而且红色预警甚至会导致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如实施汽车单双号限行。

　　北京上周未发布红色预警引发公众嘲讽。其中财新网在其上周五的报道中问道：“红警开启为何这么难？如果这么难启，红警何用？”